谢再兴：徐达的岳父，朱元璋虽杀了他，明朝13位帝王仍流着他的血

公元1354年，朱元璋带着一帮淮西子弟南下定远，然后一举攻下滁州。攻下滁州后，朱元璋麾下已经有五万兵马，再加上他治军严格，对百姓秋毫无犯，很快声名远播。没过多久，朱元璋就成了江淮地区实力较强的红巾军。朱元璋麾下的许多名臣例如，常遇春、李善长、廖永安、廖永忠、俞通海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前来投奔的。

这一年，朱元璋还迎来了两位失散多年的亲人，一位是朱元璋大哥朱兴隆之子朱文正，另一位是朱元璋二姐朱佛女之子李文忠。朱元璋对这两个孩子非常怜惜，把他们收养在身边，视如己出。

当时，朱文正已经19岁，尚未婚配，朱元璋便做主，把麾下大将谢再兴的长女谢氏许配给朱文正。这样一来，谢再兴就成了朱元璋的亲家。

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谢再兴竟然背叛朱元璋，投奔了张士诚。更让朱元璋没想到的是，朱元璋后来虽然杀掉了谢再兴，但明朝有13位帝王身上却都流着谢再兴的血。

本文，笔者将和大家分享朱元璋的亲家谢再兴，通过残存的史料，尽量重现这位悲剧将领。

一、谢再兴身份的推测

关于谢再兴此人，《明史》并没有给他立传，但他在《明史·太祖本纪》和《明史·李文忠传》几篇中都有出场。《明史纪事本末》中也有谢再兴的出现。只是，这些史料对谢再兴的记载都是片段式的。记载比较详细的，还是《国初事迹》，其中记载：

枢密院判谢再兴，乃都督朱文正岳父，跟随太祖克婺州。与胡大海打绍兴回，太祖以亲命守诸暨。

这段记载的日期是在至正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62年。这里有三个关键信息：

第一，谢再兴是朱文正的岳父。

第二，谢再兴当时担任朱元璋麾下的枢密院判。

第三，谢再兴和胡大海一起攻打绍兴，后来因胡大海被杀，谢再兴独自领兵守诸暨。

熟悉明朝初年历史的读者应该知道，胡大海是朱元璋创业初期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他文武双全，不仅作战勇猛，还懂得礼贤下士。刘伯温、宋濂等人皆是胡大海推荐给朱元璋的。可惜的是，公元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二月胡大海被叛徒蒋英弑杀.若胡大海不死，明朝建立后，至少也能和常遇春、冯胜等人同列。

而谢再兴既然和胡大海一起攻打绍兴，而后又接替胡大海的位置，可以说明，在朱元璋创业初期，谢再兴不管是能力还是地位，都应该是位于前列的。

关于谢再兴的地位，还有一个人可以参考，此人就是耿再成。在朱元璋创业初期，有两位姓耿的名将，合称“二耿”，一人是耿君用，另一人是耿再成。耿君用死于1356年，被张士诚所杀，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耿炳文。而耿再成则和胡大海在同一年被叛徒所杀。《明史·太祖本纪》记载：

二月，降人蒋英杀金华守将胡大海，郎中王恺死之，英叛降张士诚。处州降人李祐之闻变，亦杀行枢密院判耿再成反……

意思是说，胡大海被蒋英所杀，而几乎同时，耿再成被李祐所杀。耿再成临终前的职位正好是枢密院判，这和上文提到的，谢再兴的职位是一样的。

可以看出，谢再兴和耿再成是平起平坐的。而《明史·耿再成传》有明确记载：

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从太祖于濠。

也就是说，耿再成是朱元璋在濠州时的旧部，是“从龙”最早的那一批人。而谢再兴和耿再成地位一样，说明谢再兴也许也是朱元璋最早的旧部之一。

再参考耿再成的结局，朱元璋称帝后，对曾经战死的功臣进行追封，耿再成被追封为泗国公，可见耿再成功劳之大。所以说，若谢再兴最后没有背叛朱元璋，他在明朝开国之后，至少也是一个公爵。

综上所述，虽然史料对谢再兴没有系统地记载，但根据以上信息和参考，笔者可以推测，谢再兴或许是朱元璋最早的旧部，他随朱元璋南下，立功甚多，最后官居枢密院判。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才和谢再兴彼此熟悉，他才将谢再兴的女儿许配给朱文正。

二、谢再兴的实力

众所周知，胡大海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朱元璋和陈友谅之间发生了“鄱阳湖之战”，此战是朱元璋成为一方枭雄的转折点，而在此战之前的一年，朱元璋早期的将领所剩并不多，例如胡大海、花云、丁德兴、冯国用（冯胜之兄）等人都阵亡了，朱元璋一方面很珍惜这帮老伙计，另一方面又陆续培养了邓愈、李文忠、郭英等年轻将领。所以，在朱元璋攻占皖南和浙西的时候，基本上是新老搭配，这期间，谢再兴屡次出场。例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华、处州苗帅叛，张士诚乘间遣其弟士信、同佥吕珍率兵十万围诸全。守将谢再兴鏖战二十九日，未决。

意思是说，1362年，胡大海、耿再成被叛徒杀害之后，张士诚趁乱派兵10万攻打诸暨，这次领兵的人是张士诚的亲弟弟张士信、张士诚麾下猛将吕珍。张士诚以为，胡大海和耿再成死后，自己的10万大军拿下诸暨犹如探囊取物，不曾想，张士诚的大军围攻29天，仍没有取胜，原因是朱元璋派去守诸暨的人是谢再兴。

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谢再兴绝对是一位良将。在《明史·李文忠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吴兵十万方急攻诸全，守将谢再兴告急，遣同佥胡德济往援。再兴复请益兵，文忠兵少无以应。

意思是说，面对张士诚的攻打，谢再兴已经坚守二十九日，精疲力尽，派胡德济（胡大海的义子）去李文忠处求援，李文忠当时“兵少”，没办法帮谢再兴。

面对这样的窘境，谢再兴展现出了自己聪明的一面。《明史·李文忠传》云：

会太祖使邵荣讨处州乱卒，乃扬言徐右丞、邵平章将大军刻日进。吴军闻之惧，谋夜遁。德济与再兴帅死士夜半开门突击，大破之，诸全遂完。

意思是，当时朱元璋正派邵荣和徐达南下平乱，谢再兴、李文忠等人便撒了一个谎，诈称邵荣、徐达的大军马上就来到了诸暨，张士诚的兵马听闻后，连夜遁逃。谢再兴和胡德济等人连夜追杀，“大破之”。

上述战争，是著名的“诸全之战”，这是朱元璋和张士诚早期最主要的交锋之一。

从这场战争来看，谢再兴俨然成了主角，面对强敌，他有勇有谋，完全是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的大人物。

三、谢再兴为何叛变

谢再兴是朱元璋麾下文武双全的人才，又是朱元璋的亲家，按理说前途应该一片光明才对，但是，他最后却没能善始而终，因为他背叛了朱元璋。《明史·太祖本纪》对于谢再兴的叛变，记载的很短：

夏四月壬戌，友谅大举兵围洪都。乙丑，诸全守将谢再兴叛，附于士诚。

这里要说一下，谢再兴叛变的时间，选择得非常巧妙，是在公元1363年的四月。这一年二月，陈友谅麾下的大将张定边攻打饶州，朱元璋的兵马大败。三月，张士诚趁机攻打安丰，想掳走小明王韩林儿，朱元璋不得不派兵救援。在朱元璋和张士诚在安丰对决的时候，当年四月，陈友谅趁机率领60万大军攻打洪都（南昌）。朱元璋两头不能相顾，只得命令侄子朱文正和大将邓愈死守洪都，待朱元璋救出小明王之后，才带兵救援洪武。而当朱元璋救洪都的时候，谢再兴突然叛变了，他投降了张士诚。

也就是说，在朱元璋最艰难的时候，谢再兴不仅离开了朱元璋，还在朱元璋背后捅了一刀。

关于谢再兴的叛变，原因扑朔迷离。但从《国初事迹》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国初事迹》记载：

再兴心腹左总管、糜万户，尝以违禁物私往扬州易卖，太祖恐泄国事，拘拿左、糜二人杀之，以首悬于再兴厅上。

朱元璋占领浙西之后，下令阻断张士诚的贸易。谢再兴麾下有两名心腹之人，一人是左总管、另一人是糜万户，他们违背朱元璋的命令，私下往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内做生意。朱元璋大怒，命人将左、糜二人杀了，并且将二人的人头挂在了谢再兴的厅上。

谢再兴好歹是一名老将，他麾下的人犯错，朱元璋不但没有给他面子，直接将人杀了，反而还将人头挂在他的厅上。谢再兴在朱元璋的举动里，看出了朱元璋对自己的不尊重。

如果说，左、糜二人之死只是谢再兴叛变的起因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则为此又添了一把火。《国初事迹》云：

太祖自主婚，以再兴次女嫁与右丞徐达，复取再兴回京听宣谕。另遣参军李梦庚往诸暨节制军马，却令再兴回还听调。再兴既到诸暨，愧无权势。

意思是，朱元璋没经过谢再兴的同意，将谢再兴的次女嫁给了徐达。在历史上，徐达的结发妻子姓张，后来去世，死因不详。朱元璋见徐达单身，便私自做主，将谢再兴的次女许配给了徐达做填房。

根据王世贞的《弇州续稿》记载：

（徐达）始娶张夫人，以不宜室卒，上为特继谢夫人。

可见，确实是朱元璋把谢氏许配给徐达的。因谢再兴的长女嫁给了朱文正，现在次女又嫁给了徐达，所以说，谢再兴不仅仅是朱元璋的亲家，更是徐达的岳父。

需要说明的是，朱元璋将谢再兴之女嫁给徐达的时候，谢再兴并不知情，等谢再兴回到南京，女儿已经是徐达之妻了。自古以来，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朱元璋不经过谢再兴同意，直接做主人家女儿的婚事，的确有些过分。所以谢再兴很不高兴，但碍于朱元璋是他的上司，他敢怒不敢言。

谢再兴回到南京后，朱元璋派刘梦庚到诸暨接管了谢再兴的兵马，等谢再兴回到诸暨，发现自己成了光杆司令，谢再兴愤怒之下骂道：

“女嫁不教我知，有同给配。又着我听人节制。”（出自《国初事迹》）

意思是，我为朱元璋立下汗马功劳，朱元璋嫁我的女儿，我自己都不知道，现在又架空我的兵权，朱元璋把我当成什么了？

于是，谢再兴瞅准时机，等朱元璋率兵救援洪都的时候，带着旧部投降了张士诚。

笔者认为，在处理谢再兴一事上，朱元璋的做法的确欠妥。谢再兴作为朱元璋亲家、徐达的岳父，他为朱元璋立过不少功勋，但朱元璋却没有给这位老臣应有的尊重。他先杀谢再兴的两位心腹，并且悬挂他们的人头到谢再兴的厅上，再私自嫁谢再兴之女，最后剥夺谢再兴的兵权。从整个事件来看，朱元璋的做法太过。所以，谢再兴叛变一事，主要责任还在朱元璋。

四、谢再兴的结局

谢再兴是在诸暨叛变的，他投奔张士诚的时候，两个女儿（朱文正之妻和徐达之妻）还在南京，所以没有跟着谢再兴一起叛变。朱元璋后来也没有为难谢再兴的两个女儿。此后，朱元璋带着20万大军在鄱阳湖打败了陈友谅的60万大军，灭掉了陈友谅，成为长江中下游势力最强的霸主。也正是如此，东面的张士诚面对朱元璋，开始由攻转守。

《明史·李文忠传》记载：

明年，再兴叛降于吴，以吴军犯东阳。文忠与胡深迎战于义乌，将千骑横突其阵，大败之。

等鄱阳湖之战结束的第二年，朱元璋终于腾出手教训谢再兴，朱元璋当时下了必杀令，派李文忠和胡德济在义乌迎战谢再兴，务必除掉谢再兴。李文忠毕竟是朱元璋亲手调教出来的，再加上谢再兴虽然投降张士诚，但并不是张士诚的嫡系，所以张士诚对谢再兴的支援也不及时。因此，双方交手后，谢再兴大败，在这一战，谢再兴被朱元璋的大军所杀。

《国初事迹》还记载：谢再兴死后，谢再兴的三弟谢三和五弟谢五死守余杭，李文忠出兵围之，谢三和谢五走投无路，向张士诚求援，张士诚却见死不救。谢三和谢五没有办法，只得在城上对李文忠说：

“保得我性命便出降。”

意思是，只要你能保全我们的性命，我们便开门投降。李文忠急于立功，便承诺说：“我保证不杀你，你投降吧。”于是，整个余杭城唾手而得。

没想到的是，等李文忠把谢三和谢五押解南京后，朱元璋却坚持要杀二人，李文忠大急，对朱元璋说：“我已经许诺他们了，保全他们性命。”朱元璋却坚持说：

“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士诚，情不可恕。”

最终，朱元璋还是杀了谢三和谢五。

不得不说，谢再兴虽死，但朱元璋仍然心怀恨意，宁愿让李文忠背负失信的后果，也要坚持杀掉谢三和谢五。至此，谢氏一族的男丁全部被杀。

五、谢再兴和明朝

因谢再兴属于叛将，明朝的国史对他的记载并不多，他的生平资料或许被有意删除。所以，《明史》中除了零星记载外，并没有给谢再兴立传。但笔者认为：谢再兴在朱元璋前期立下的功勋，不能被忽略不计。

谢再兴一族虽然灭亡了，但他的两个女儿还活着。长女嫁给朱文正，后来朱文正生了异心，被朱元璋囚禁而死，谢再兴的大女儿也不知所终。朱文正有一子，也就是初代靖江王朱守谦，但他的生母不详，或许不是谢再兴之女所生。

谢再兴的次女嫁给了徐达，生下了徐达的嫡长子徐辉祖和长女徐氏。因徐达死后被追封为中山王，谢氏也被追封为中山王夫人，她算是谢再兴一家中结局比较好的一个。

值得一提的是，徐达之妻谢氏生下的长女徐氏，后来被朱元璋许配给了燕王朱棣，后来朱棣通过“靖难”登基，徐氏被册封为皇后。朱棣的嫡长子朱高炽（后来的明仁宗）便是徐氏所生。

也就是说，谢再兴的次女，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外婆。抛开传统的父系传承，若从生物学上来说，明仁宗也是谢再兴的后代，他继承了谢再兴八分之一的遗传基因。同样，明仁宗之子明宣宗、明宣宗之子明英宗，明英宗之弟明代宗，明英宗之子明宪宗……都属于谢再兴的后代。

明朝一共16位皇帝，除了朱元璋、朱允炆和朱棣外，其余13位帝王都是谢再兴的生物学后代，他们的身上都流着谢再兴的血。

朱元璋绝对没想到，他一心要杀掉的叛徒谢再兴，却和明朝13位帝王有着如此重要的关系。

关中与江南：隋代杨氏父子的律典之别

隋文帝杨坚的《开皇律》为12篇，隋炀帝杨广的《大业律》为18篇，均为500条，史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那么，如何看待杨氏父子二人律典的篇目差别呢？

杨坚的关中本位

虽然距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已有多时，但到了北齐和北周，上层贵族仍然热衷于鲜卑化与西胡化。杨坚的先辈杨元寿曾因辅助鲜卑有功而被赐胡姓普六茹（编者注：普六茹为胡人的姓，是中国的复姓之一）。但杨坚即位后，立志“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周氏官仪”是西魏创始人宇文泰利用关中士族的地方保守性，假借关中本为西周旧土，拟周官之古制，模仿周官六军之制，其本质是为了恢复鲜卑部落旧制。宇文泰割据关陇，以物资论，其人力、财富远不及高欢所辖之境域。就文化而论，继承汉魏传统的东魏，亦荒残僻陋的关陇所不可比拟。至于江左，则自晋室南迁以后，本为神州文化正统之所在，更何况正值梁武帝统御时期，有“江左五十年无事”之说。所以，宇文泰要想抗衡高齐与萧梁，除了推行整顿军务、发展农业的物质政策外，还须别有一个精神上自成系统的文化政策来维系关陇辖境内的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可融合为一牢固的团体，即所谓“关陇文化本位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则是“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 这一本位主义成为西魏、北周、隋、唐四代政权的要旨。

杨坚定“开皇”为年号，也正意味着“重新开创（汉族）皇权”，拨乱反正。“依汉魏之旧”，即回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道路上来，他不仅带头恢复汉姓，还停止了自公元500年以来历时80年的军界鲜卑化和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当然，由于隋朝皇室均出自西魏宇文泰创建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杨坚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关陇贵族的掣肘。杨坚的“开皇之治”正是由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贵族集团所主导，北齐贵族并未发挥任何作用。但确因《北周律》过于复古，加之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繁而不要”， 因此，隋虽承周立国，但却以《北齐律》为蓝本。同时，北齐高氏延续的是魏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的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十分符合杨坚“依汉魏之旧”的初衷。

杨广的江南重心

隋炀帝杨广与南朝始终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对南朝礼乐制度和经济状况熟稔于心。他13岁被封为晋王，坐镇西晋以来的江南之地。20岁时任统帅南征陈朝，为大隋统一大业立下汗马功劳。22岁时就任扬州总管，镇守江南稳定局势。当时扬州是“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与成都并驾齐驱，有“扬一益二”之美名。在扬州总管的任上经营了10年之后，杨广取代杨勇成为太子。公元605年，杨广继承帝位，年号“大业”，迁都洛阳，并置江都郡，以提高江都地位。这足以表明杨广已经将重心转向江南，东都和江都遂成为杨广执政的两大政治经济中心。

与其父兄杨坚和杨勇的关中本位政策路线完全相反，杨广是要脱离关中，在包括江南在内的更广阔的领土上重构权力。年号为“大业”也预示着杨广欲在更宽广的政治环境中开创帝业。改善交通，加强往来成为杨广的第一大业。于是大运河的主干工程开始相继在大业年间推进。分别于公元605年、公元608年开凿的通济渠和永济渠连通关陇和山东华北诸地，打通了东西魏之间的人口贸易流通。公元610年继开江南运河，继续联通物产和赋税重地，于是东达洛阳，南抵余杭，北达涿郡，全长2500公里的运河完工。并且，杨广在运河修通的公元605年和公元610年分别两次巡游江南，还在公元616年三下江南，足见其对江南的看重。

虽然此后历代均重视运河之修建，然隋代所完成的工作量，实际相当于其他王朝的数倍。唐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二首·其一》对隋炀帝极尽赞叹：“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运河的修建使贸易成本极大降低。据估算，当时车载一千斤货物，行一百里，运费为九百文。若是用驴马驮的方式行一百里，运费为一百文。但若行水路，费用骤降：顺水不超过6文，逆水不超过16文。于是，自唐代高宗后，每年通过运河运至关中的粮食增至约12万吨，最高达25万吨。北宋初年运量更是可高达50万吨。中唐以后，东南地区已成为王朝的财赋中心。“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北宋仁宗时更是“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此九道（淮南、江南东西、荆湖南北、两浙、福建、广南东西）。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使之然尔。” 君王只需坐镇关中，便可统御天下。杨广的运河让帝国的军事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真正联结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

何谓汉魏之旧：律的6篇与9篇体制

中古时代的中国经历了700多年的民族重整过程，原只有“汉人”的中国人口，在接纳无数南北方的外族成分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多元的群体。随着物资的流动，人口也在运河上下稳定增长。在运河修通之前的大业二年，全国人口为900万户，共4600万人。百年之后的唐天宝元年，达到960余万，实际人口可达到8000万人。在运河开建之后制定的《大业律》特将户婚篇分为户、婚二篇，将二者并重，新增了户口管理和婚配秩序的规定，否则没有必要将二者单独成篇。

基于运河修建而带来的经贸增长和人口增殖的现实，之前的篇目在《大业律》中一分为二的还有：厩库篇分为仓库、厩牧二篇；盗贼篇分为盗、贼二篇。仓库代表的是江南农耕文明，而厩牧代表的是关陇游牧文明。将仓库置于厩牧之前越发彰显杨广的江南本位。而盗贼分置，表明随着经济流通，贸易往来的加速，杀人越货的事件也随之增多，需要分立篇章。

此外，还增加关市、请求、告劾三篇。关市出现在西晋《泰始律》，主要是为防范边境贸易中违禁品交易而设。《北周律》有市廛和关津篇，也是基于国内市场或边境贸易管制而言。增加以上三篇，一是顺应“汉魏之旧”的基本国策，遂以汉律的典范之作《泰始律》为参照增加关市；二是因为区域贸易增加，经济规模增大需要重新重视关市的规范所致；三是因贸易发展而带来的贪腐现象更值得重视，请求（赇）和告劾也有单独成篇的必要。将卫禁、职制、斗讼篇改名为卫宫、违制、斗，也是为了与《北魏律》相同，贯彻执行了“汉魏之旧”。

虽然《大业律》的直接模板是《北魏律》，相比于其父以《北齐律》为直接模板走得更远，但律的“汉魏之旧”的源头要追溯到萧何的《九章律》，其奠定的9篇体制成为中国传统法典的模板。就此看来，《大业律》的18篇并没有完全照搬《泰始律》《北魏律》的20篇，而是9的倍数，实质是9篇体制。考虑到杨广颇重江南的政策，重视《泰始律》的价值并直接追溯到《九章律》的传统，18篇就并非是巧合了。

古代律典除了有9篇体制之外，还有魏国李悝《法经》所开创的6篇体制。《开皇律》和此后的唐律都是以12篇著称于世，是为6的倍数，因袭的是6篇体制。6篇体制出于魏国，魏是周王的诸侯国，领地包括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也是多民族聚集区，颇有关陇遗风。以《法经》为参照，制定12篇《开皇律》，与杨坚的关中本位政策是相符的。《法经》乃汉律蓝本，也符合“汉魏之旧”的要求。《开皇律》虽然参照《北齐律》修订，但将《北齐律》中的“捕断律”分“捕亡”和“断狱”二篇，作为程序法置于律尾，直接源自于《法经》。虽然《大业律》18篇也可以被认为是6篇体制的倍数，但如果从杨氏父子二人不同的执政方略上来考虑的话，就不会如此认为了。

总之，杨氏父子基于不同的国家战略，对“汉魏之旧”的理解和贯彻完全不同。重视江南地位的杨广以汉室9篇体例为基准删改《大业律》，重视关中本位的杨坚则以法经6篇体例制定《开皇律》。杨坚的重北和杨广的重南，分别代表了隋唐制度北朝主流论和南朝化的两种趋势， 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多元化的制度成就。（作者：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 沈玮玮）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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