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八字合婚步骤图解 毛立平：清代选秀女就是给皇帝选妃？它的作用不止于此

毛立平：清代选秀女就是给皇帝选妃？它的作用不止于此

【视频/毛立平】

【内容提要】

上一集我们讲了八旗选秀的过程。能够选中的秀女凤毛麟角，多数女孩在参选之后就回家婚嫁了，似乎对于她们而言，选秀就是走个流程、过场，重在参与。

但实际上，我们前边讲过，从前期的各种准备工作、到选秀时给秀女准备的餐食和赏赐的车马费，朝廷每次选秀的花费至少有数万两银子之多，而且是八旗全体动员，声势浩大，如果只是为了走个形式，有这个必要吗？各旗只要把出身好的、长得漂亮的女孩送来看看不就完了吗。

所以，对清朝的皇帝而言，选秀的意义和作用，绝不只是为皇室选几个妻妾那么简单。那么，选秀女的意义究竟何在？清代的选秀制度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其中体现出怎样的历史背景？是我们这集要讲的内容。

我们在上一集中讲到，八旗女子是三年一选秀，每次选秀就相当于朝廷对旗人未婚女性进行一次普查，就像旗人男子三年一比丁一样，也是皇帝对于旗人进行掌控的重要方式之一。男子出来挑甲当兵，跟随皇帝打仗或者打猎，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比较容易被皇帝看到，那女子平时待在家里，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就很难知晓，因此，选秀也是皇帝了解旗人女性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比如乾隆二十四年选秀女时，皇帝发现旗人女子“竟有仿效汉人妆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因而大为不满，严加申斥；乾隆四十年选秀女时，皇帝又发现“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因为旗人女性都是一耳三钳的，就是每只耳朵上都戴三个耳环，乾隆看到包衣秀女变成一耳一钳，觉得这无疑是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与“满洲旧风”严重相悖，所以说如此装束“则竟非满洲矣”。

乾隆紧接着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说旗人女子“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就是说，如果选秀这样的公开场合都如此穿着的话，那旗人妇女平日私服的汉化程度必然更甚。所以他再次强调服饰与满洲文化之间的重要关联，说“此虽细事，然不加训诫，必至渐染成风，于满洲旧俗大有关系。”

影视剧中的一耳三钳造型

从此以后，清帝们就开始在选秀时注意查禁旗人女性的汉化倾向。比如嘉庆九年，镶黄旗都统奏报，该旗汉军秀女内有十九人都缠了足。嘉庆帝当即斥责此举“甚属错谬”，并说“一旗既有十九人，其余七旗汉军想亦不免。”

不过，嘉庆毕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想问题想得很深，起初他还乐观地认为这一现象应该只存在于八旗汉军，而且是汉军中的下层旗人女孩，“惟此等汉军自幼乡居，是以沾染汉习”。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在几年之后选秀女中，嘉庆帝就发现“其寒素之家，衣服尚仍俭朴，至大臣官员之女，则衣袖宽广逾度，竟与汉人妇女衣袖相似。”

我前边讲过，清朝皇帝一直认为满洲旧俗与汉族风俗的区别，就在于俭朴或者古朴与奢华之间的区别。满人在入关后之所以变得讲究奢靡、好吃懒做，那都是受汉人风气的影响。这里嘉庆帝说旗人寒素之家衣服尚仍俭朴，就是说她们还保持了满洲旧俗，官员之女的衣服华丽、袍袖宽大，反而是更多地受到汉人文化的影响。就是说，他以前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对此，嘉庆不免慨叹，“男子尚易约束，至妇女等深居闺阃，其服饰自难查察”。就是说女人比男人更不好管。

三年一次的选秀女也就成为皇帝难得的检验旗人女性是否汉化的最佳时机，这是选秀女制度在清代中期以后增添的重要的新内涵。通过选秀，皇帝不仅向年轻的旗人女性灌输皇族的选婚优先权，同时将其作为检视旗人女性民族认同和对她们进行族群教育、加强族群意识的重要契机。一旦发现“各旗满洲蒙古秀女内有衣袖宽大、汉军秀女内有裹足者”，其父兄及所属旗的都统章京都要受到严惩。

影视剧资料图

除了检查服饰之外，清朝皇帝还利用其它手段来加强旗人女性的族群认同。比如突出她们的姓氏。本来满洲风俗，不论男女一般只称名字而很少提及姓氏，即便实录、会典等官方史书，如非必要也一般不提姓氏，一些影视作品中常常连名带姓地称呼一个满人，比如富察傅恒，其实是不符合历史背景的。平时不需要提及姓氏，导致一些满人开始逐渐对自己的姓氏不大在意，或者觉得麻烦改为汉姓。

乾隆二十五年，皇帝就发现一些旗人竟将自己的本姓弃置，改为汉姓，“如钮祜禄姓，竟呼为郎姓者”。乾隆不免觉得很恐慌，他说“姓氏乃旗人根本，甚关紧要。今若不整顿，必致各忘本姓而不知。”

因此，他首先规定今后引见官员时不仅要写官员的名字，而且要写明本姓；其次在选看秀女时，也要将她们的姓氏写在绿头牌上，我们上一集讲到选秀女前要准备绿头牌时，上面要写明每位女子的姓氏，这是从乾隆时才开始这样做的，以前并不写姓氏。其实，对于旗人女性而言，不仅姓氏提得少，往往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清稗类钞》中说：宗室女“如未奉有正式封号者，皆统称格格……若闲散八旗、若内府三旗，凡对于未嫁之幼女，皆称妞妞”。就是宗室女孩都称为格格，家里有几个女孩就是大格格、二格格、三格格；普通旗人家的女孩就都称大妞、二妞、三妞。平时在自己家里还好，妞妞们都长幼有序，但是到选秀时，女孩子们都集中在一起，都叫大妞、二妞、三妞，那可就热闹了。因此，对于普通八旗女性而言，姓氏不明、名字不清，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她们的族群认同。

清朝皇帝从乾隆起，开始在选秀女时强调女孩子的姓氏，虽然没有强调秀女们还要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姓氏突出以后，钮祜禄氏家的大妞和瓜尔佳氏家的大妞，自然也就好分别了。这不仅有助于区别秀女的出身，也有助于强化她们各自的家族认同，不少之前对姓名都没有明晰概念的旗人女孩子，应该就是通过参与选秀的时机才开始对自己家族的姓氏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有所了解的。这是选秀对于皇帝加强对旗人女性管理、强化她们族群认同方面所起到的重要意义。

其次，咱们再来看看选秀对普通旗人女孩的意义。开头我们提到，由于秀女中选的比例很低，对于绝大多数旗人女孩而言，参与选秀只是走个过场，选完了就回家该干嘛干嘛了。

那么，参与选秀对她们的人生还有什么别的影响吗？

上一集我们提到旗人女孩在成婚前不跪拜任何人的说法，大家还记得吧？有人解释为是由于她们都存在将来成为后妃的可能性，身份会变得无比尊贵，因此不能跪拜任何人。虽然我没有没有在清代文献中找到有关八旗女子不能跪拜长辈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见到旗人家庭中是否果真如此的相关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旗人风俗的确重视未嫁之女。

《清稗类钞》记载：“小姑之在家庭，虽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称之为姑奶奶”，“而所谓姑奶奶者，颇得不规则之自由。南城外之茶楼、酒馆、戏园、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衣香鬓影，杂遝于众中。”就是说没成婚的女孩子被称为“姑奶奶”，那自然是“小姑奶奶”了，在家庭中要受到父母和兄嫂的尊重，而且行动特别自由，不能对她们有过多的约束。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说，“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满族学者金启孮先生也认为满族姑娘在家庭中地位尤高，就是因为“有被选成‘秀女’的可能”，而“从‘秀女’中又可以选成‘妃’或‘皇后’”。可见，选秀女制度是造成满人家庭未婚女孩地位高的重要原因。

《红楼梦》其实也有不少这样的描写，比如家庭宴会时，三春和宝钗、黛玉等姐妹都可以安坐与长辈一起饮食，凤姐和李纨等媳妇就只能在一旁站立服侍，生动地体现出旗人未婚女孩的家庭地位。

虽然绝大多数女孩在选秀女中只是走个过场，可是作为国家制度而存在的这一行为，已经为旗人女孩带来了家庭地位的改变，因为她们必然成为秀女、可能成为后妃、可能地位特别高贵，因此从小就受到了优待。尽管成婚后旗人家庭的媳妇地位的确比较低，但童年时的这种优待是不是也有助于治愈一生了呢？

影视剧资料图

此外，参选秀女还是旗人女孩开拓视野、展示自己青春美丽和才华的大好机会。清代旗人的分布，大致是一半在京拱卫京城，一半到各地驻防。那么，对于各地驻防的旗人而言，可能一辈子都很少有机会来到京城，即便对于京城的旗人而言，如果官职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一辈子也难有进入紫禁城、面见皇帝的机会。但是，旗人女子则可以通过选秀的机会来到京城、进入宫廷，一睹皇帝的天颜，切身感受到皇家的威严，以及作为一个普通旗人与皇室之间存在的可能性关联。这很可能是她们一生中参与的最盛大和最高规格的活动，尽管多数人被淘汰了，但这个活动在她们一生中留下的印象应该是很深的。

我们上集提到，有的秀女虽然没选上，但是得到了皇帝的特别恩赏，这都是她们本人及其家族的特殊恩崇和荣耀。赏赐品可以在家里供奉好多年了，女孩的身价也往往会随之提高。如果一个秀女有幸在初选中被记名，不管复选是否选中，那这个荣耀和她的身价就更高了。我看过一个记载，就是说一位普通旗人家庭的女孩子初选被记名，复选落选，但是她觉得自己曾经和八旗最出色的女孩子一起待过，所以很难接受自己再嫁给一个普通旗人。

另外，秀女还可以在选秀时找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清稗类钞》记载了镶红旗一名叫长姑的秀女，说她从小聪慧，读书识字、通晓大义。咸丰九年选秀女时，她的名字被列入该旗的名单，长姑考虑到父母年老无依，临行前抱着父母痛哭。选阅时，秀女们等了好久皇帝都没来，累到不行，都是年轻的女孩子，有的人就开始哭泣，太监就斥骂说：皇上马上就来了，你们这样是想找打吗！别的女孩子都吓得不敢说话，只有长姑厉声曰：

“果当选，即终身幽闭，不复见其亲，生离死别，争此晷刻，安得不泣！且粤寇今陷金陵，天子不求将帅之臣，汲汲谋战守，耐犹强攫人女，以纵己一日之欲，行见寇氛迫宫阙，九庙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鞭乎！”

就是说太平天国都占领南京了，皇帝不想着找能干的将领去保卫国土，还有心思在这里强抢民女以满足个人欲望，这样的皇帝是要亡国啊！我死都不怕，还怕挨打吗！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话说出来，把太监吓得赶紧去捂她的嘴，但是已经晚了，皇帝已经到了，只好把长姑绑起来送到御驾前，强令她跪下。

咸丰已经听到了一部分她说的话，但还是笑着问什么事儿啊？长姑就又把刚才的话当着皇帝的面再说了一遍。咸丰听后沉默良久，然后挥挥手对长姑说，“汝不愿应选，可自去”。这件事情后来传了出去，时人一方面歌颂皇帝的宽仁，另一方面更佩服长姑的胆识。

长姑回家后声名鹊起，湘潭文人王闿运，这是晚清注明的经学家，专门为长姑做了《今烈女传》一文，来歌颂她的气节。后来一个侍郎的儿子，爱慕长姑的名节，特下聘礼求娶。长姑作为一个普通旗人家的女儿，在选秀女时展现了自己的胆识和才华，不仅蜚声于世，还得到更好的婚配，也体现出选秀制度给旗人女孩带来的影响。

总体而言，清代选秀制度得到较好地执行，有清一代共计选秀80余次，即便在皇帝大丧期间也不耽误。比如乾隆崩逝时，臣下请示嘉庆皇帝选秀是否还如期举行，嘉庆表示，当前虽处于“二十七个月素服内”，但若暂停选秀便会导致“未选女子婚配失时”，因此仍定于当年八月选看内务府三旗女子，次年二月选看八旗秀女。

影视剧资料图

不过，虽然选秀的节奏或者说频度保持得比较好，但清代选秀的范围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总体的变化规律就是，选秀的范围不断缩小。

这种缩小的趋势大致是从乾隆朝开始的，尽管在乾隆六年七月的上谕中，皇帝仍旧反复强调，“我朝定例，八旗秀女，必俟选看后方准聘嫁，凡在旗人，理宜敬谨遵行……所有未经选看之秀女，断不可私先结亲，务须遵例于选看后再行结亲聘嫁”。

但是，在此之前的一个月，他就已然允许八旗中十八岁至二十岁的“逾岁”就是超龄秀女，如果还是由于各种原因耽误参与选秀，可以在请旨后“即令出嫁”。就是不要再等三年了，上奏说明一下就可以出嫁。乾隆的这个谕令，就标志着在他心目中选秀之制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

此后，乾隆就一步步缩小选秀范围，到乾隆八年，他就下令，在外地任职的旗人，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击以下，他们的女儿以后就不必赴京参选秀女了。原因是“路途遥远，不免往返跋涉之劳”，清代官制，文官同知是正五品，武官游击是从三品，就是说被乾隆首先排出选秀行列的是外地品级较低的旗人官兵家庭的女孩，京城旗人还是都要一律参与选秀的。

到乾隆四十五年，他又下令京城附近，像良乡、顺义、三河等地三品以下官兵家庭的女孩子，也不必送选了。到了嘉庆、道光朝，皇帝就干脆把京城旗人低品级官兵家的女儿也免于选秀了。再到清末，我们看到光绪年间的选秀档案，范围一度仅限京城旗人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家庭的女孩。京城的中下层旗人官兵，以及所有外地旗人家的女孩一律不参与选秀了。

故宫博物院藏《玫贵妃春贵人行乐图》轴

可见，清代选秀范围的收缩态势是十分明显的，基本上是遵循由外地而京城，由下层而上层，由武职而文职，由汉军而满蒙旗人的大致顺序，逐步缩小选秀范围，清朝后期参与选秀并得以进入宫廷、可能成为妃嫔的女性人选基本被圈定在京城中上层旗人家庭之中。

伴随着选秀范围的缩小，清代秀女的人数也呈直线下降的趋势。我们上一集讲了，乾隆末年一次八旗选秀，参选者有近八千人，乾隆朝前中期，参选的人数应该更多。皇帝要连续4天才能完成初选，之后再进行复选和指婚，是一个挺大的工作量。

而随着选秀范围的不断缩小，至光绪十二年选秀时，只有97名秀女参选，光绪十七年、二十年进一步将范围缩小至京城中上层官员之女后，两次选秀都只有12名秀女供阅选，至光绪二十三年，只有正黄旗1名秀女符合入选条件，使得朝廷不得不临时扩大参选范围，不然还选个什么劲儿呢？

清代选秀范围的一再缩小，一方面是由于皇帝对掌控旗人婚嫁权的需求降低了，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和皇权的集中，不再那么需要通过指婚来平衡和协调各方政治势力，仅是为给皇帝自己选妃嫔和给近支宗室指婚的话，的确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了。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清代后期随着皇权的衰落，八旗选秀制度逐渐瓦解，皇室和朝廷不再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定期组织如此大规模的选秀活动，皇帝对于旗人，特别是女性旗人的控制明显放松，这也是八旗制度逐步瓦解的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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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新变种不断出现 “天价彩礼”何时休？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题：新变种不断出现 “天价彩礼”何时休？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邵鲁文、柳王敏

彩礼动辄二三十万元，还要“三金”或“五金”；在一些地方，“天价彩礼”改头换面、花样翻新……

“五一”前后是婚礼高峰，“彩礼”也成为热议话题。“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彩礼过高导致部分农村男青年被迫举债结婚。“天价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天价彩礼”衍生出新变种

不久前，湖南小伙陈建雄到女友内蒙古老家提亲。女友家长辈提出，结婚前需要给20万元彩礼，并购买“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还要求在长沙买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男方出首付。

“这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这些钱加起来得有近百万元，就算‘咬咬牙’也拿不出这么多，只能想办法四处去借。婚还没结，就得先欠一屁股债。”陈建雄说，面对“天价彩礼”，他有些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家人沟通。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一些地区加大对高额彩礼综合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此同时，“天价彩礼”也衍生出各种新变种。

记者采访发现，相比于传统的给大额现金、购买“三金”，如今有些地方“天价彩礼”衍化成房子、车子、存折等。

例如，在山东、河南、甘肃一些县区，彩礼存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等说法，其中“万紫千红一片绿”是根据人民币颜色而来的通俗说法，包括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50元，算下来超过15万元；“一动”则指小轿车一辆，“不动”指在城区有一套房子。

在一些地方，索要彩礼方式也在改头换面，男方要将一定数额的钱放在存折或者银行卡里，婚前给到女方手中。“有多少钱不公开，但是彼此心知肚明，主要是看男方的诚意，也为了避免结婚当天男方反悔不给。”一位受访对象说。

为了让“天价彩礼”变得“名正言顺”，一些农村地区将彩礼改称“恩养钱”。受访对象表示，男女订婚时在明面上不提“彩礼”二字，双方家庭也不直接对外说要多少钱娶媳妇，改成报答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钱。在一些地方，男方婚前要为女方或女方父母购买大额保险。

不少乡镇干部说，这些变相彩礼其实和原来的现金并无两样，这些所谓的“习俗”也并非真正的民俗，但乡镇政府、民政等部门一旦进行制止或约束，往往会被村民指责“破坏习俗”，因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天价彩礼”之风因何难刹

基层干部和受访专家认为，“天价彩礼”频繁出现，背后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当前一些农村地区性别比失衡，男多女少。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教授龚为纲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彩礼多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国各地出生性别比的一种折射。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和女性流动情况的组合，总体上决定了各地婚姻市场的失衡程度和彩礼的高低。

在中部某地，23岁的唐霄此前通过相亲认识邻村一名女孩，双方约定订婚，彩礼30万元。唐霄说，在当地，如果是相亲认识的，彩礼会相对更高些，因为双方还没有建立感情基础，彩礼的多少就成了一种“筹码”。

其次是攀比风盛行。记者采访发现，“天价彩礼”频繁出现，与当前不少地区滋生的“红事”攀比风气有关。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部分农村地区，除了动辄十几万元起步的彩礼，还不乏“三金”不能比别人家差、在本地最好的酒店办宴席、安排蜜月旅行等要求。这种相互之间的攀比心理，也助长了不良风气。

此外，一些女方家庭有“劫老济小”“随行就市”的心理。“我们要彩礼，也不是想自己用，是给孩子们要的；彩礼给得多，小两口以后生活有保障。”湖南某地一名女青年的父母说。至于会不会给男方父母增加太大负担，一些女方父母表示：“给儿子娶媳妇就得花钱，天经地义。娶媳妇借的钱与小夫妻不相干。”

还有一些女青年表示，周围其他女孩都要彩礼，如果自己不要，显得自己“身价低”“没面子”。

在部分婚介市场，媒人大都会按照彩礼的一定比例抽取酬劳。为获取更多收入，一些媒人在婚介行为中会有意哄抬行情、推波助澜，也让彩礼一路高涨。

一些村干部表示，当前，不少年轻人到大中城市和县城工作，相互之间存在比较心理。为了婚后生活有保障，男方在县城有房已成为女方选择婚配的“前提条件”，“三金”也变成了“五金”乃至“七金”“九金”。

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记者调查发现，高价彩礼易引发婚姻矛盾。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相关关键词，男方婚前支付高额彩礼，婚后因种种问题导致离婚及引发财产纠纷的案件不在少数。

在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召开的“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曾表示，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从大量纠纷处理中可以看到，高额彩礼并不是保障家庭幸福的秘笈，反而可能成为矛盾纠纷的导火索，不仅不利于婚姻关系的建立和长期稳定，甚至容易引发两个家庭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

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提出治理目标是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在部分地区持续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今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指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近年来，一些地方纷纷出台政策，整治“天价彩礼”问题。比如，河南省宁陵县将婚丧礼俗规定普遍纳入村规民约，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的实施意见，制定了12条正向引导措施和5条负面约束措施。

受访专家表示，“天价彩礼”现象，仅靠一纸禁令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更重要的是加强宣传，持续改善社会风气。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要鼓励村级红白理事会发挥作用，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推进移风易俗。同时，相关部门可通过组织集体婚礼、完善婚姻服务、党员干部发挥带头模范作用等，引领婚俗新风尚。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社会学系主任邬欣言说，治理“天价彩礼”，要重视彩礼背后出现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层面，要持续宣传文明观念，让勤俭节约、健康向上、反对奢侈浪费的良好风尚深入人心。此外，还要加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注重保护女性权益等，使女性在婚姻和生育过程中，有充足的安全感，扭转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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