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夫妻八字合婚怎么样 毛立平：清代选秀女就是给皇帝选妃？它的作用不止于此

毛立平：清代选秀女就是给皇帝选妃？它的作用不止于此

【视频/毛立平】

【内容提要】

上一集我们讲了八旗选秀的过程。能够选中的秀女凤毛麟角，多数女孩在参选之后就回家婚嫁了，似乎对于她们而言，选秀就是走个流程、过场，重在参与。

但实际上，我们前边讲过，从前期的各种准备工作、到选秀时给秀女准备的餐食和赏赐的车马费，朝廷每次选秀的花费至少有数万两银子之多，而且是八旗全体动员，声势浩大，如果只是为了走个形式，有这个必要吗？各旗只要把出身好的、长得漂亮的女孩送来看看不就完了吗。

所以，对清朝的皇帝而言，选秀的意义和作用，绝不只是为皇室选几个妻妾那么简单。那么，选秀女的意义究竟何在？清代的选秀制度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其中体现出怎样的历史背景？是我们这集要讲的内容。

我们在上一集中讲到，八旗女子是三年一选秀，每次选秀就相当于朝廷对旗人未婚女性进行一次普查，就像旗人男子三年一比丁一样，也是皇帝对于旗人进行掌控的重要方式之一。男子出来挑甲当兵，跟随皇帝打仗或者打猎，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比较容易被皇帝看到，那女子平时待在家里，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就很难知晓，因此，选秀也是皇帝了解旗人女性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比如乾隆二十四年选秀女时，皇帝发现旗人女子“竟有仿效汉人妆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因而大为不满，严加申斥；乾隆四十年选秀女时，皇帝又发现“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因为旗人女性都是一耳三钳的，就是每只耳朵上都戴三个耳环，乾隆看到包衣秀女变成一耳一钳，觉得这无疑是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与“满洲旧风”严重相悖，所以说如此装束“则竟非满洲矣”。

乾隆紧接着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说旗人女子“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就是说，如果选秀这样的公开场合都如此穿着的话，那旗人妇女平日私服的汉化程度必然更甚。所以他再次强调服饰与满洲文化之间的重要关联，说“此虽细事，然不加训诫，必至渐染成风，于满洲旧俗大有关系。”

影视剧中的一耳三钳造型

从此以后，清帝们就开始在选秀时注意查禁旗人女性的汉化倾向。比如嘉庆九年，镶黄旗都统奏报，该旗汉军秀女内有十九人都缠了足。嘉庆帝当即斥责此举“甚属错谬”，并说“一旗既有十九人，其余七旗汉军想亦不免。”

不过，嘉庆毕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想问题想得很深，起初他还乐观地认为这一现象应该只存在于八旗汉军，而且是汉军中的下层旗人女孩，“惟此等汉军自幼乡居，是以沾染汉习”。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在几年之后选秀女中，嘉庆帝就发现“其寒素之家，衣服尚仍俭朴，至大臣官员之女，则衣袖宽广逾度，竟与汉人妇女衣袖相似。”

我前边讲过，清朝皇帝一直认为满洲旧俗与汉族风俗的区别，就在于俭朴或者古朴与奢华之间的区别。满人在入关后之所以变得讲究奢靡、好吃懒做，那都是受汉人风气的影响。这里嘉庆帝说旗人寒素之家衣服尚仍俭朴，就是说她们还保持了满洲旧俗，官员之女的衣服华丽、袍袖宽大，反而是更多地受到汉人文化的影响。就是说，他以前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对此，嘉庆不免慨叹，“男子尚易约束，至妇女等深居闺阃，其服饰自难查察”。就是说女人比男人更不好管。

三年一次的选秀女也就成为皇帝难得的检验旗人女性是否汉化的最佳时机，这是选秀女制度在清代中期以后增添的重要的新内涵。通过选秀，皇帝不仅向年轻的旗人女性灌输皇族的选婚优先权，同时将其作为检视旗人女性民族认同和对她们进行族群教育、加强族群意识的重要契机。一旦发现“各旗满洲蒙古秀女内有衣袖宽大、汉军秀女内有裹足者”，其父兄及所属旗的都统章京都要受到严惩。

影视剧资料图

除了检查服饰之外，清朝皇帝还利用其它手段来加强旗人女性的族群认同。比如突出她们的姓氏。本来满洲风俗，不论男女一般只称名字而很少提及姓氏，即便实录、会典等官方史书，如非必要也一般不提姓氏，一些影视作品中常常连名带姓地称呼一个满人，比如富察傅恒，其实是不符合历史背景的。平时不需要提及姓氏，导致一些满人开始逐渐对自己的姓氏不大在意，或者觉得麻烦改为汉姓。

乾隆二十五年，皇帝就发现一些旗人竟将自己的本姓弃置，改为汉姓，“如钮祜禄姓，竟呼为郎姓者”。乾隆不免觉得很恐慌，他说“姓氏乃旗人根本，甚关紧要。今若不整顿，必致各忘本姓而不知。”

因此，他首先规定今后引见官员时不仅要写官员的名字，而且要写明本姓；其次在选看秀女时，也要将她们的姓氏写在绿头牌上，我们上一集讲到选秀女前要准备绿头牌时，上面要写明每位女子的姓氏，这是从乾隆时才开始这样做的，以前并不写姓氏。其实，对于旗人女性而言，不仅姓氏提得少，往往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清稗类钞》中说：宗室女“如未奉有正式封号者，皆统称格格……若闲散八旗、若内府三旗，凡对于未嫁之幼女，皆称妞妞”。就是宗室女孩都称为格格，家里有几个女孩就是大格格、二格格、三格格；普通旗人家的女孩就都称大妞、二妞、三妞。平时在自己家里还好，妞妞们都长幼有序，但是到选秀时，女孩子们都集中在一起，都叫大妞、二妞、三妞，那可就热闹了。因此，对于普通八旗女性而言，姓氏不明、名字不清，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她们的族群认同。

清朝皇帝从乾隆起，开始在选秀女时强调女孩子的姓氏，虽然没有强调秀女们还要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姓氏突出以后，钮祜禄氏家的大妞和瓜尔佳氏家的大妞，自然也就好分别了。这不仅有助于区别秀女的出身，也有助于强化她们各自的家族认同，不少之前对姓名都没有明晰概念的旗人女孩子，应该就是通过参与选秀的时机才开始对自己家族的姓氏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有所了解的。这是选秀对于皇帝加强对旗人女性管理、强化她们族群认同方面所起到的重要意义。

其次，咱们再来看看选秀对普通旗人女孩的意义。开头我们提到，由于秀女中选的比例很低，对于绝大多数旗人女孩而言，参与选秀只是走个过场，选完了就回家该干嘛干嘛了。

那么，参与选秀对她们的人生还有什么别的影响吗？

上一集我们提到旗人女孩在成婚前不跪拜任何人的说法，大家还记得吧？有人解释为是由于她们都存在将来成为后妃的可能性，身份会变得无比尊贵，因此不能跪拜任何人。虽然我没有没有在清代文献中找到有关八旗女子不能跪拜长辈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见到旗人家庭中是否果真如此的相关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旗人风俗的确重视未嫁之女。

《清稗类钞》记载：“小姑之在家庭，虽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称之为姑奶奶”，“而所谓姑奶奶者，颇得不规则之自由。南城外之茶楼、酒馆、戏园、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衣香鬓影，杂遝于众中。”就是说没成婚的女孩子被称为“姑奶奶”，那自然是“小姑奶奶”了，在家庭中要受到父母和兄嫂的尊重，而且行动特别自由，不能对她们有过多的约束。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说，“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满族学者金启孮先生也认为满族姑娘在家庭中地位尤高，就是因为“有被选成‘秀女’的可能”，而“从‘秀女’中又可以选成‘妃’或‘皇后’”。可见，选秀女制度是造成满人家庭未婚女孩地位高的重要原因。

《红楼梦》其实也有不少这样的描写，比如家庭宴会时，三春和宝钗、黛玉等姐妹都可以安坐与长辈一起饮食，凤姐和李纨等媳妇就只能在一旁站立服侍，生动地体现出旗人未婚女孩的家庭地位。

虽然绝大多数女孩在选秀女中只是走个过场，可是作为国家制度而存在的这一行为，已经为旗人女孩带来了家庭地位的改变，因为她们必然成为秀女、可能成为后妃、可能地位特别高贵，因此从小就受到了优待。尽管成婚后旗人家庭的媳妇地位的确比较低，但童年时的这种优待是不是也有助于治愈一生了呢？

影视剧资料图

此外，参选秀女还是旗人女孩开拓视野、展示自己青春美丽和才华的大好机会。清代旗人的分布，大致是一半在京拱卫京城，一半到各地驻防。那么，对于各地驻防的旗人而言，可能一辈子都很少有机会来到京城，即便对于京城的旗人而言，如果官职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一辈子也难有进入紫禁城、面见皇帝的机会。但是，旗人女子则可以通过选秀的机会来到京城、进入宫廷，一睹皇帝的天颜，切身感受到皇家的威严，以及作为一个普通旗人与皇室之间存在的可能性关联。这很可能是她们一生中参与的最盛大和最高规格的活动，尽管多数人被淘汰了，但这个活动在她们一生中留下的印象应该是很深的。

我们上集提到，有的秀女虽然没选上，但是得到了皇帝的特别恩赏，这都是她们本人及其家族的特殊恩崇和荣耀。赏赐品可以在家里供奉好多年了，女孩的身价也往往会随之提高。如果一个秀女有幸在初选中被记名，不管复选是否选中，那这个荣耀和她的身价就更高了。我看过一个记载，就是说一位普通旗人家庭的女孩子初选被记名，复选落选，但是她觉得自己曾经和八旗最出色的女孩子一起待过，所以很难接受自己再嫁给一个普通旗人。

另外，秀女还可以在选秀时找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清稗类钞》记载了镶红旗一名叫长姑的秀女，说她从小聪慧，读书识字、通晓大义。咸丰九年选秀女时，她的名字被列入该旗的名单，长姑考虑到父母年老无依，临行前抱着父母痛哭。选阅时，秀女们等了好久皇帝都没来，累到不行，都是年轻的女孩子，有的人就开始哭泣，太监就斥骂说：皇上马上就来了，你们这样是想找打吗！别的女孩子都吓得不敢说话，只有长姑厉声曰：

“果当选，即终身幽闭，不复见其亲，生离死别，争此晷刻，安得不泣！且粤寇今陷金陵，天子不求将帅之臣，汲汲谋战守，耐犹强攫人女，以纵己一日之欲，行见寇氛迫宫阙，九庙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鞭乎！”

就是说太平天国都占领南京了，皇帝不想着找能干的将领去保卫国土，还有心思在这里强抢民女以满足个人欲望，这样的皇帝是要亡国啊！我死都不怕，还怕挨打吗！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话说出来，把太监吓得赶紧去捂她的嘴，但是已经晚了，皇帝已经到了，只好把长姑绑起来送到御驾前，强令她跪下。

咸丰已经听到了一部分她说的话，但还是笑着问什么事儿啊？长姑就又把刚才的话当着皇帝的面再说了一遍。咸丰听后沉默良久，然后挥挥手对长姑说，“汝不愿应选，可自去”。这件事情后来传了出去，时人一方面歌颂皇帝的宽仁，另一方面更佩服长姑的胆识。

长姑回家后声名鹊起，湘潭文人王闿运，这是晚清注明的经学家，专门为长姑做了《今烈女传》一文，来歌颂她的气节。后来一个侍郎的儿子，爱慕长姑的名节，特下聘礼求娶。长姑作为一个普通旗人家的女儿，在选秀女时展现了自己的胆识和才华，不仅蜚声于世，还得到更好的婚配，也体现出选秀制度给旗人女孩带来的影响。

总体而言，清代选秀制度得到较好地执行，有清一代共计选秀80余次，即便在皇帝大丧期间也不耽误。比如乾隆崩逝时，臣下请示嘉庆皇帝选秀是否还如期举行，嘉庆表示，当前虽处于“二十七个月素服内”，但若暂停选秀便会导致“未选女子婚配失时”，因此仍定于当年八月选看内务府三旗女子，次年二月选看八旗秀女。

影视剧资料图

不过，虽然选秀的节奏或者说频度保持得比较好，但清代选秀的范围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总体的变化规律就是，选秀的范围不断缩小。

这种缩小的趋势大致是从乾隆朝开始的，尽管在乾隆六年七月的上谕中，皇帝仍旧反复强调，“我朝定例，八旗秀女，必俟选看后方准聘嫁，凡在旗人，理宜敬谨遵行……所有未经选看之秀女，断不可私先结亲，务须遵例于选看后再行结亲聘嫁”。

但是，在此之前的一个月，他就已然允许八旗中十八岁至二十岁的“逾岁”就是超龄秀女，如果还是由于各种原因耽误参与选秀，可以在请旨后“即令出嫁”。就是不要再等三年了，上奏说明一下就可以出嫁。乾隆的这个谕令，就标志着在他心目中选秀之制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

此后，乾隆就一步步缩小选秀范围，到乾隆八年，他就下令，在外地任职的旗人，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击以下，他们的女儿以后就不必赴京参选秀女了。原因是“路途遥远，不免往返跋涉之劳”，清代官制，文官同知是正五品，武官游击是从三品，就是说被乾隆首先排出选秀行列的是外地品级较低的旗人官兵家庭的女孩，京城旗人还是都要一律参与选秀的。

到乾隆四十五年，他又下令京城附近，像良乡、顺义、三河等地三品以下官兵家庭的女孩子，也不必送选了。到了嘉庆、道光朝，皇帝就干脆把京城旗人低品级官兵家的女儿也免于选秀了。再到清末，我们看到光绪年间的选秀档案，范围一度仅限京城旗人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家庭的女孩。京城的中下层旗人官兵，以及所有外地旗人家的女孩一律不参与选秀了。

故宫博物院藏《玫贵妃春贵人行乐图》轴

可见，清代选秀范围的收缩态势是十分明显的，基本上是遵循由外地而京城，由下层而上层，由武职而文职，由汉军而满蒙旗人的大致顺序，逐步缩小选秀范围，清朝后期参与选秀并得以进入宫廷、可能成为妃嫔的女性人选基本被圈定在京城中上层旗人家庭之中。

伴随着选秀范围的缩小，清代秀女的人数也呈直线下降的趋势。我们上一集讲了，乾隆末年一次八旗选秀，参选者有近八千人，乾隆朝前中期，参选的人数应该更多。皇帝要连续4天才能完成初选，之后再进行复选和指婚，是一个挺大的工作量。

而随着选秀范围的不断缩小，至光绪十二年选秀时，只有97名秀女参选，光绪十七年、二十年进一步将范围缩小至京城中上层官员之女后，两次选秀都只有12名秀女供阅选，至光绪二十三年，只有正黄旗1名秀女符合入选条件，使得朝廷不得不临时扩大参选范围，不然还选个什么劲儿呢？

清代选秀范围的一再缩小，一方面是由于皇帝对掌控旗人婚嫁权的需求降低了，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和皇权的集中，不再那么需要通过指婚来平衡和协调各方政治势力，仅是为给皇帝自己选妃嫔和给近支宗室指婚的话，的确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了。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清代后期随着皇权的衰落，八旗选秀制度逐渐瓦解，皇室和朝廷不再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定期组织如此大规模的选秀活动，皇帝对于旗人，特别是女性旗人的控制明显放松，这也是八旗制度逐步瓦解的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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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自小习武，嫁小四岁的丈夫，曾拔刀与鲁迅相争，情困监斩官

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女英雄。

自小，她就显示出了许多非凡之处。

比如说，她不爱红装爱武装，喜欢穿男人的衣服，喜欢舞枪弄棒，很早就和表哥一起跟随舅父习武。

关于秋瑾爱穿男人衣服这一点，直到她嫁夫生子，她依然改不了，以至于被她的日籍朋友服部繁子后来在《回忆秋瑾女士》一文中说她患有易装癖。

秋瑾的曾祖、祖、父三代仕清。

她的祖父秋嘉禾在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以第124名在杭州秋闱中举，先后担任了厦门海防厅同知、福建南平知、福建云霄厅同知等职。

因为这个缘故，秋瑾虽然祖籍为浙江绍兴山阴县，出生地却是福建省云霄县城紫阳书院(七先生祠)。

秋瑾的兄长秋誉章资质平平。

秋瑾却生得天资聪慧，不到 10岁，就熟读了《四书》《五经》，11岁便学会写诗填词，并且诗词的立意和格调都非常高。

祖父秋嘉禾因此常常发出长叹，说：“阿瑾错生为女儿身了，如果是个男孩，定然是人中龙凤啊。”

祖父的叹息，让秋瑾更加坚定了要自己像男儿一样建功立业的志向。

对了，有一个问题，老覃必须在这里辨析一下。

关于秋瑾的生年，向有1875、1876、1877、1878、1879五种说法，其中的时间差距长达四年。

到底是哪一年呢？

秋瑾的好友吴芝瑛、陶成章等人曾回忆说秋瑾本人说过她出生于1877年。

所以，现在很多资料都倾向于1877年的说法。

但是，秋家现存有一份祭祀牌，上面标注秋瑾的生年为“光绪元年，生肖为亥”。

大家要知道，祭祀，那是在向祖宗的在天之灵汇报和祈祷的神圣礼仪，绝对马虎不得的。

而这“光绪元年，生肖为亥”，指的就是1875年。

另外，秋瑾的好友徐自华等人也回忆，秋瑾本人曾说过她出生于1875年。

再有，秋瑾的弟弟秋宗章也在写回忆姐姐的文章里明确提到姐姐是出生于1875年。

所以，秋瑾出生的准确年份应该是1875年。

老覃为什么要特别厘清秋瑾的出生年份呢？

因为，这涉及到了她婚姻生活里的一个问题。

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湖南巨富王黻臣之子。

王廷钧出生于1879年，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那么，就意味着秋瑾比丈夫王廷钧年长了四岁！

对了，秋瑾的这门亲事是怎么撮合成的呢？

是这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瑾的父亲秋寿南担任了湘乡县督销总办，因为工作上的原因，结识了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

曾广钧是个风流雅致之人，听说秋家有奇女子，文武双全，就隔三岔五到秋府作客，与秋瑾诗词对答、互相唱和。

到后来，秋瑾以师事曾广钧，与曾广钧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嗯，曾国藩有个姐姐名叫曾国兰，嫁给了湘潭富户王鹏远。

王鹏远有个堂弟名叫王择远。

而王择远的孙子就是王黻臣。

王黻臣和曾广钧是同辈，两人关系非常要好。

曾广钧爱惜秋瑾才貌出众，想给王家作媒，把她说给王黻臣做儿媳妇。

王黻臣的长子和次子已经娶妻，只有三子王廷钧尚幼，还未婚配。

曾广钧和秋、王两家家长合议，大家都觉得年龄不是问题，于是说合了这门亲事。

王廷钧长得面如冠玉，唇若点朱，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枚水嫩嫩的“小鲜肉”。

我们知道，但凡这样的男人，性格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娘”。

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后来就在回忆姐姐的文章称这位姐夫“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

前面说了，秋瑾是个“恨不生为男儿身”的女子。

那么，秋瑾和王廷钧的结合，堪称绝配，他们完美地实现了性格上的互补。

前面又说了，王廷钧又小了秋瑾四岁，属于“姐弟配”，则家中大小事务，全是秋瑾说了算。

这可不是老覃信口胡说，随便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王廷钧虽然长得漂亮，却空得一副好皮囊，全无秋瑾的才气，他苦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却两次科考均名落孙山。

秋瑾恨铁不成钢，让他用钱捐官。

在秋瑾的作主下，1900年，王廷钧捐得了工部主事一职(六品)。

还有，1901年11月，秋瑾的父亲秋寿南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去世，秋瑾的长兄秋誉章是个没什么作为的平庸之辈，秋瑾一直对长兄没有科举功名心存不满，她不忍秋家从此衰败，让秋誉章带领家人到湘潭定居，与王家合开“和济钱庄”。

秋誉章喜不自胜，欣然听从妹妹之命。

之后，秋瑾又让丈夫王廷钧“赈款议叙工部主事”，王廷钧也言听计从。

种种迹象表明，秋瑾在夫家的地位是说一不二的。

当然，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

她在湘潭的时候，常与曾国藩的堂弟媳唐群英、曾国藩的侄女婿葛葆吾之女葛健豪往来。

她们三人诗歌酬答，纵论天下，豪气冲天，时有“潇湘三女杰”之称。

老覃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唐群英后来投身辛亥革命，为建立民国立下奇功，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曾授勋“二等嘉禾章”；葛健豪就更了不得了，她一生养育出了中国共产革命史上四个中央委员：儿子蔡和森、儿媳向警予、女儿蔡畅、女婿李富春，她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

1900年，王廷钧携妻子秋瑾、儿子王沅德屁颠屁颠地到北京当官了。

到了北京，秋瑾所结交的朋友也都不简单。

比如说这其中的《大公报》的名记者吕碧城。

秋瑾结交吕碧城时，吕碧城才20岁出头，思想活跃，接受到的新知识多，和秋瑾一见如故，彼此有说不完的话，难舍难分，被外界称为“双侠”。

不过，给秋瑾影响最大的还是安徽桐城才女吴芝瑛。

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曾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参与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时为户部郎中，与王廷钧同朝为官。

秋瑾与吴芝瑛意气相投，结为金兰之好。

现在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1904年2月秋瑾和吴芝瑛订交的《兰谱》。

对了，秋瑾在这个《兰谱》写自己的出生年为1875年。

王廷钧在官场混得不错，1904年这年，他通过继续捐钱，得加四级，旋升工部郎中，赏给二品顶戴，诰授荣禄大夫。

秋瑾也被诰封为“恭人”。

但秋瑾并不开心。

因为，在北京，她阅读了进步书报，开阔了眼界，又亲历庚子之乱，目睹外国侵略军的野蛮暴行，忧愤于心，日夜思谋以实际行动来挽救祖国的危亡。

老覃在这里说一句，曾有以秋瑾生平为蓝本制作出来的大片《竞雄女侠》，片中把秋瑾离家出走、东渡日本的原因归咎于受到了丈夫王廷钧的家暴。

恁心而论，电影编导这么拍，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因为秋瑾从日本归来之后，曾在一度在吴兴南浔浔溪女学执教，与女校长徐自华、徐自华的妹妹徐蕴华非常要好。而这徐蕴华写有《炉边琐忆》，里面记叙有这么一件事：王廷钧某日在外寻欢作乐，迟迟不回，秋瑾百无聊赖，便身着男装，带领小厮前往戏园看戏。王廷钧对此大为不满，认为秋瑾一个妇道人家，抛头露面，有辱家风，于次日动手打了秋瑾。遭受到了欺压辱骂的秋瑾离家出走，搬到了阜城门外的泰顺客栈落脚。

但是，徐蕴华的说法是来自她的道听途说，并非事实。

徐蕴华的姐姐徐自华后来也写有《秋瑾佚事》，自述亲睹秋瑾喝酒二十巨觥不醉，酒后舞刀，光耀一室，有“拔剑斫地之气概”。

前面也说了，秋瑾自小和表哥跟随舅父习武，身手矫健敏捷。而她后来在湘潭又拜在巫家拳师门下，系统练习了11套拳术和棍、单刀等器械的套路。王廷钧要对秋瑾动粗，他那小身板，还不被秋瑾一掌拍死？

而且，王廷钧是个事事都依从秋瑾的怯懦男人，又哪来的勇气向秋瑾动粗？

不过，小夫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嗑嗑碰碰的事肯定会有。

根据秋瑾写给大哥秋誉章的信里有提到她 “出居泰顺栈”之事，说明他们夫妻的确争吵过，但其经过，必定不是王廷钧家暴了秋瑾，而是秋瑾家暴了王廷钧。

再说回到秋瑾东渡日本的缘由，那也决不是家庭不睦的原因。

服部繁子的丈夫是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员服部宇之吉博士，她随丈夫定居北京，和秋瑾夫妇交好，她在《回忆秋瑾女士》一文中写：王廷钧“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为此，秋瑾曾诉苦说:

所以，说王廷钧动手打人，那是绝对没有的事儿。

也就是说，秋瑾东渡日本，完全是她个人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作出的决定。

那么，秋瑾是怎么去日本呢？

她让王廷钧帮想办法。

王廷钧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她去，但他向来对秋瑾百依百顺，只好违心顺从，去找服部繁子帮忙，哀求繁子说：“假如您不肯带她去，我妻将不知如何苦我呢。”

这一句“我妻将不知如何苦我呢”，就道尽了一个小丈夫、小男人的可怜处境。

在繁子的帮助下，秋瑾于1904年7月3日离开北京。

这一年，秋瑾与王廷钧所生的儿子王沅德7岁、女儿王灿芝3岁。

王廷钧带着这两个孩子到永定门车站送别，秋瑾心坚如铁，扭头不顾。

老覃前年在《秋瑾就义前提出三个条件，李钟岳准了两个，为何第一个却死活不同意？》一文中提到，秋瑾东渡日本留学，结交到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反清志士仁人，他们结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创办《白话报》，加入洪门天地会。

秋瑾表现非常突出，实现了她早年许的“身不为男儿列，心比男儿烈”的誓言，被天地会众奉为“白纸扇”（军师）。

后来加入同盟会，她在会中的地位同样尊崇，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

这么一来，秋瑾的革命热情高涨，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曾有人劝秋瑾低调一点，内敛一些。

秋瑾蛾眉倒竖，怒斥来人为胆小鬼、鼻涕虫。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事》中记叙了一段秋瑾扬刀威吓鲁迅的史实。

话说，1905年，日本政府为了限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在该年11月2日颁布《清（韩）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秋瑾主张全体留学生回国实行革命。

但是，以鲁迅、许寿裳为首的一部分留学生主张留在日本忍辱负重，办学救国。

秋瑾对鲁迅等人的主张大为不满，认为他们是贪生怕死，她从靴筒取出一把利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

秋瑾在1906年春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她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旋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联系了尹锐志、陈伯平、敖嘉熊、吕熊祥等一批志士仁人，准备起义。

但因萍浏醴起义失败，他们的起义被告停顿。

1906年冬，秋瑾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回到了湘潭婆家，向家公王黻臣勒索到了一笔经费，声称要脱离家庭骨肉关系，咬定这笔经费是分家后的“安置费”。

秋瑾此举，可谓用心良苦。

她是不愿自己的反清之举株连到家庭。

秋瑾在1907年初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并起草了檄文、告示，和徐锡麟等人约定：农历六月初十（即公历7月6日）同时在安徽、浙江发动起义。

但徐锡麟在起义前被捕，英勇就义。

秋瑾收到了徐锡麟失败的消息后，拒绝了所有劝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忠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

也就是说，秋瑾在明确起义已不能如期发起的情况下，不愿再等机会，而抱定了必死之心，希冀以自己的血、自己的死来唤起世人的觉醒。

她的死，和维新英雄谭嗣同的死一样，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送秋瑾上刑场、并负责监斩的山阴知县李钟岳。

李钟岳在审问秋瑾和监斩秋瑾的过程中，为秋瑾一心为国为民的大义之举所感动，情困其中，伤心郁闷，为自己是杀害秋瑾的凶手而内疚，在三个月之后，上吊自杀了。

李钟岳是一个局外人，尚且如此。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更是哀痛欲绝，他日夜哀号，锥心泣血，一病不起，最终殁于1909年，活生生地演绎出了梁山伯殉情祝英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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