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八字合婚表准不准 黄梅戏新作出经典 仍需深深扎根基层

黄梅戏新作出经典 仍需深深扎根基层

作者：朱恒夫（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作为我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其内容与形式紧贴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特别是它的曲调不仅优美悦耳，且平易近人。1954年9月，《天仙配》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轰动全国，黄梅戏由此家喻户晓。有着“中国乡村音乐”之称的黄梅戏之所以深受百姓喜爱，正是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群众。

20世纪50年代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剧照，表演者（左起）：王少舫、严凤英、张云风。资料图片

一度突破地域限制 走向海内外

地方戏一般流行于发祥地，而黄梅戏却早已突破了地域限制，凭借《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等剧目，在海内外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巨大影响，剧团数以百计，观众数以亿计。

特别是1954年后的十年间，黄梅戏的发展盛况可谓“繁花似锦”。不仅安徽及附近省份湖北、江西、福建、江苏成立了许多黄梅戏剧团，就连远在东北吉林的一些地方也成立了黄梅戏剧团。不仅大陆民众喜欢看黄梅戏，到五十年代后期，黄梅戏风靡香港、台湾甚至走出国门传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更令人惊叹的是，港台的电影界竟创造了“黄梅调”这一新的电影类型，且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黄梅戏不断出人出戏，不仅舞台上新剧目不断，优秀的黄梅戏电影、电视作品也层出不穷。这一时期，老艺术家焕发青春，新一代演员则经过专门艺术院校的培养，形成新生力量。新老艺术家联袂创演了《龙女》《风尘女画家》《无事生非》《风雨丽人行》《红楼梦》《徽州女人》等在全国产生了积极而巨大影响的剧目，这些剧目培养出了韩再芬、“五朵金花”（马兰、吴琼、吴亚玲、袁玫、杨俊）、黄新德、张辉等著名演员。黄梅戏电影如《杜鹃女》《龙女》《朱门玉碎》《鹊桥情侣》《徽商情缘》等，黄梅戏电视剧如《双莲记》《新婚配》《郑小姣》等，备受欢迎。一些黄梅戏电视剧每当播出，真可谓“万人空巷”。黄梅戏的传播盛况在中国戏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老经典仍受欢迎 新佳作有待开发

进入新世纪之后，黄梅戏业界不断适应新环境、进行着艰辛探索，一些新创剧目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经典剧目在新的传播环境中，依然受到新老戏迷的喜爱。

在新创剧目中，出现了《小乔初嫁》《薛郎归》《半个月亮》《娃娃要过河》《鸭儿嫂》《徽州往事》等作品，在戏曲界产生一定影响。如历时6年打造的原创黄梅戏《徽州往事》，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徽州地域文化，曲调靠近传统的同时吸收现代元素，旋律既保持了黄梅戏的韵味又增添了现代感。该剧自2012年底推出以来，在全国巡演百余场，获得专家与观众的认可，主演韩再芬也因此摘得她的第二朵“梅花奖”。

然而，纵观这些新创剧目，始终没有出现能够超越黄梅戏“老三篇”《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成为新经典的作品。在基层，这三部骨子老戏是各剧团的必演剧目，即便是天天演，也天天都会有人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剧目不仅是老戏迷的心头之好，同样也吸引着当下年轻人的目光。一些剧团将这些戏曲的片段搬上短视频平台表演，短时间内便收获超过百万粉丝。“老三篇”仍是人们说起黄梅戏就会想到的作品。

为何这些作品能够历经时间长河，收获几代人的喜爱？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贴近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一方面，这些戏曲故事多脱胎于民间传说、传奇，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体现着他们对善恶忠奸的价值判断，普通观众非常容易理解；另一方面，这些剧目的唱腔设计淳朴自然、优美柔和，富有感染力且易于传唱，在民间广受欢迎。

此外，黄梅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始终保持繁盛的创作和发展态势，这与当时良好的戏曲生态环境有关。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黄梅戏发祥地的安徽省将黄梅戏打造为该省的一张名片，在人才培养、剧目创演、院团建设等方面采取多种得力措施。而黄梅戏基本曲调的滥觞之地湖北省则提出“把黄梅戏请回娘家”的战略，并持续推进。当下，我们需要加强黄梅戏创作力度，在传承经典剧目的同时，进一步开发新佳作。

《女驸马》作为黄梅戏经典剧目，常演常新，图为韩再芬版《女驸马》剧照。资料图片

培养本土人才 加强小戏创演

黄梅戏起源于民间，其活力仍在民间。想要创作出更“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力作，黄梅戏仍需深深扎根基层，在群众中继续生长。

一是要培养本土的、熟悉所在区域文化的编剧、作曲人才以推动剧目创作。如果说戏曲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那么，地方戏就是地方文化的结晶。正如前文提到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黄梅戏之所以好戏频出，与拥有大量熟悉以安庆为中心的地域文化、长期在黄梅戏艺术氛围中熏陶的编剧人才和对青阳腔、岳西高腔、安庆与黄冈民歌小调深有研究，懂得花腔、彩腔、主调三大腔系音乐特点的作曲人才密切相关。当下的黄梅戏在本土编剧与作曲人才上已经无法满足创作需求，一方面亟须进行长期、整体布局，实施人才培养计划，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的形式，选拔熟悉地域文化、热爱黄梅戏并有较为厚实的文学基础、潜在的创作才能和具有较高的音乐造诣的青年人，或通过黄梅戏剧本和黄梅戏歌曲创作大赛，发现编剧与作曲人才。

二是创演一批充分展示黄梅戏剧种风格的剧目。黄梅戏的风格是抒情、浪漫、诗化，成功的剧目无论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还是音乐唱腔、场景氛围，都突出地展示了这样的风格。正如剧作家金芝所说：“在黄梅戏的剧目中，如果闻不到泥土的芳香，感受不到生活的气息，听不到悠扬的牧歌，看不到智慧的幽默，不是徜徉在情感的溪流中，沐浴在诗意的和风里，领略不到演员的青春风采，那就是一个艺术上不对路子的问题了。”在剧目创新创作中，应始终坚守已经被人们高度认可的抒情、浪漫、诗化的传统风格。

三是在小戏创演上下功夫。黄梅戏源于民间小戏，开始所演的多是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有“小戏七十二，大戏三十六”之说。其实，小戏并不一定“小”，就受观众的欢迎程度、演出的经济成本和便捷度、优秀剧目的影响广度来说，比起许多大戏来，毫不逊色。黄梅戏小戏最为贴近民间，要加强小戏创作，改变自《天仙配》《女驸马》等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艺术创作长期将目光放在大戏上的状况。同时，要给传统题材小戏注入时代精神。这方面，近年的小剧场黄梅戏《玉天仙》进行了成功探索。该剧虽然讲述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朱买臣休妻的故事，但所塑造的妻子玉天仙形象和以往的史书记载、民间传说、戏曲叙事大不一样。编演者以同情她的态度，描写了她一生的不幸，将传统故事与当下社会热点话题相结合，引发观众对婚姻、家庭、人生、境遇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另外，还要重视表演人才的基础性培养，让黄梅戏后继有人。一台戏即使有一流的剧本、一流的作曲、一流的舞美、一流的导演，没有一流的演员就很难有一流的艺术呈现。要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开始，鼓励有天赋的学生进入黄梅戏专业院校进行系统学习。要通过经典剧目的传承实践，加快青年演员锻炼成长，打造黄梅戏领军人物，发挥领军人物对戏曲创新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总之，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积累了上千个剧目、形成了鲜明艺术风格的黄梅戏，只要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深深扎根基层，时时想到老百姓的审美需求，一定会迎来又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17日 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她与丈夫结婚36年在一起4年，因为婚姻不幸竟与鲁迅结下半生缘

处于新旧交替之间的民国，真正将“自由恋爱与传统包办婚姻的矛盾”演绎成了时代特色。

包办婚姻下的男子，如诗人徐志摩、画家刘海栗等，他们多选择了与“包办妻子”离婚。另一些则如鲁迅一般，留着包办妻子的名义，实际里却公开或偷偷与其他女子同居。

此上两种，几乎成了民国男子对待封建包办妻子的标准模板。为此，胡适还曾在文里感慨：今日洋学生抛弃包办妻子，几成时尚，呜呼哀哉！

很少有人想过，封建社会里“父母命、媒妁言”的包办婚姻，对男子意味着“不自由”，对女子而言，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若包办婚姻里的女子和男子一样曾接受过新思想洗礼并且留过洋，那么她们多半也会选择挣脱不自由婚姻吧！

这个假设在百年前就被奇女子杨步伟、萧珊等证实了，所不同的是：这些女子一开始便选择不进入包办婚姻，加之她们处理方式得当，最终都未曾给男方造成影响。

那么，倘若有才有貌且思想先进的女子，如男子一般被迫进入封建包办婚姻，那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给出者是民国女作家苏雪林。

苏雪林生于1897年，祖籍安徽，她是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才子苏辙的后代，她还是与冰心、冯沅君、凌叔华、丁玲并称“五大才女”的名作家。

苏雪林酷爱读书，但在那个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社会里，她的爱好一直被压抑着。幼年到少年间，苏雪林虽只曾断断续续地接受了一些教育，但她一直勤于自学。

少年时期，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得知这个大好消息后，蠢蠢欲动的苏雪林开始说服家人送她上学。最后，在苏雪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折腾过后，心疼她的母亲终于松了口。

1919年，新文化运动那年，苏雪林毕业并留在了母校附小教书。可不久，认识进步女青年、文学家庐隐女士后，苏雪林的世界被再次打开。

不甘心一辈子做小学老师的苏雪林决心去闯一闯，于是，她向家长提出想继续升学。祖母听到苏雪林的提议后表达了极大的不满，理由是这年的苏雪林已经22岁，到了婚配的年龄。

传统的祖母认为，孙女的当务之急是赶紧与包办婚姻里的未婚夫成婚，而不是到处瞎折腾。

祖母的意见，非“池中物”的苏雪林如何能听得进去。祖母永远也想不到的是，被新思想洗礼后的苏雪林已经完全与那个“乖乖女”身份背道而驰了。

不久，请求升学无望的苏雪林竟背着祖母和家人偷偷开始做前往法国留学的准备，临行前一天，她才将真相告知母亲。

即便放在今日，苏雪林瞒着父母偷偷出国留学的种种也依旧足够让世人钦佩。没人能阻止一颗想要挣脱一切的心，苏雪林的家人自然也不能。

苏雪林考入的学校在法国里昂，全名叫海外中法学院。考入该校后，苏雪林先是学习了西方文学，后来又学了绘画艺术。

但苏雪林在国外的日子并未如想象中“如鱼得水”，因为水土不服，她经常生病，这种身体上的不适并未打击到她，可偏偏在这种时候，来自家里的压力时时刻刻敲击着她。

苏雪林留学法国的三年里，她的父亲病重了，紧接着母亲也生病了。而她自己的感情问题也频频陷入纠结中，在法国的这段日子，她和民国时许多留学的中国男子一样，遇到了自己心仪的人。

但这种所谓的“自由恋爱”，绝不是苏雪林父母能接受的。

一边是不断催促两人通信往来的父母，一边是自己心仪的男子，这样的选择让苏雪林纠结不已。考虑再三后，苏雪林决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和这个未婚夫通通信。

苏雪林的未婚夫名叫张宝龄，是一个商人的儿子，长得也算英俊潇洒，他毕业于上海约翰大学，还曾是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留学生。

这样男子，按理是足够与苏雪林匹配的，然而让她不满的是，这个未婚夫纯粹是个理科男，不懂浪漫不说，还在感情上极其冷漠。

苏雪林知道，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人，两个人“合”了，一切就都好说，若是不和，那婚姻就很难了。

与未婚夫张宝龄通信三次后，苏雪林就确定：这个在自己14岁那年便与自己定下婚约的男子，不是与自己“合”的那一个。

苏雪林自诩文笔出众，自然她也喜欢在信上用白话文卖弄文墨。可张宝龄这个理科男却喜欢白话文，一来简单明了，二来不太容易让人察觉出情绪。

两人的通信往来用几个字形容大概便是“鸡同鸭讲”四字了：你讲的，我有一半听不懂，听得懂的那另一半我却不能理解。

苏雪林后来在自嘲中说，这么说吧：当我说花朵美丽的时候，他会理性地告诉我“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当我说月亮特别圆的时候，他会说“我用圆规画出的比天上那个更圆”......

当苏雪林试图和他谈电影、跳舞、茶会时，他会冷不丁来一句：“对于这些娱乐自己全不喜欢。”偶尔苏雪林在信里有一两句亲热话时，张宝龄的回信竟越发冷淡了。

对于这样一位如“直男”一般存在的男子，苏雪林这般内向性格的女子是怎么也攻略不下的，她只觉得：“这个人亲近也不是，疏远也不是，责骂又无根由，想交心又无处入手。”

所谓的三观不和，大抵如苏雪林与张宝龄这般。

苏雪林在信上三次邀请张宝龄来法国被拒后，她终于心灰意冷地写信告诉父母说：

“性格不和，无法成婚。”

父亲在信中瞧出女儿想退婚的心思后，当即就写信责骂了她。从后来苏雪林的反应来看，父亲的责骂措辞当是非常激烈的。

退婚信后不久，苏雪林父亲辞世，她不得不打点行装回到了国内。

回国后，面对父死后伤心欲绝的母亲，苏雪林不忍再给母亲添堵，于是，她同意了嫁给张宝龄。

此时的张宝龄虽已与苏雪林通过信，但他们终究未曾谋面。但这样婚前面都未曾见过的状态，正是包办婚姻的典型特征。

28岁这年苏雪林与张宝龄走进了婚姻殿堂，这一脚踏入后，苏雪林便一直未曾走出。然而，他们的婚姻虽一直在，却也仅仅是婚姻一直在而已。

新婚初期，这对三观并不合的夫妻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美好，但这种美好多少是苏雪林基于感动而有的。

两人婚后，苏雪林母亲病着，女婿张宝龄便每日伺奉汤药与岳母床前。苏雪林看在眼里，暖在心里。为了与苏雪林相处融洽，张宝龄还在一个月内学会了妻子的家乡方言。

不久后，两人还同入东吴大学教书。这期间的两人与一对美国夫妇合住一栋小洋楼，日子惬意而舒适。

后来，苏雪林还将两人这段时间的恩爱过往写成了《绿天》出版。

可决定婚姻的本质因素从来是两人的契合程度，三观严重不合的两人，终究在柴米油盐的碰撞中爆发了矛盾。实际上，两人矛盾爆发的时间远比世人预想的快。

苏雪林武汉大学同事杨静元在《苏雪林先生漫记》一文中讲：

“张先生应武大聘来乐山，住进‘让庐’，但两人仍各处一室，同餐不同寝。”

这就意味着，两人在很早时便已经不同房了。有时候，“不同房”只是一种相处模式，但更多的时候，“不同房”意味着隔阂。

苏雪林和张宝龄的分房睡，显然属于后者。

实际，早在更早时，即两人刚刚完婚准备蜜月时，他们的矛盾就开始显现出来。在选择度蜜月地点时，苏雪林想邀请张宝龄同她去法国，遭拒后她说：

“你不来，我并不怪你，不过你的信，不该那样措辞。”

张宝龄听完很无辜地反驳到：

“奇了，我的措辞有什么不对之处?我的思想是受过科学训练的。难道一定要学文学奖肉麻地喊‘爱人啊，我蒙了你的宠名之后心花怒放，连觉也睡不成了，恨不得生出一对翅膀飞到你那里’？那样才能叫你满足吗？”

苏雪林听罢道：“自然是要那样才好，那也是修辞之一。”

从苏雪林当时的回答来看，她是有试图将丈夫变成她想象的模样的。每个女人都幻想男人用她想要的方式去爱她，苏雪林也不例外。然而，张宝龄接下来的一句话彻底浇灭了苏雪林的希望，他无比郁闷地看着她说：

“这也是我永远不懂你们文学家头脑的地方。”

回到基本面来看看苏雪林与张宝龄：苏雪林是女文青，自然，这种女子骨子里对婚姻是有期许的，在婚姻里，她们多半都想要浪漫的爱情；张宝龄虽受过西方教育，可毕竟不是徐志摩之流，他在骨子里抱持着男性传统观念，想要一个全心伺候他日子的旧式女子。

显然，古板且不懂表达爱的张宝龄满足不了苏雪林的期望；只会摇笔杆子不会使锅铲的苏雪林也不是张宝龄理想的妻子人选。

婚姻是人世间最需要坚持的东西，因为这个契约长过人的生命，也因为它在多数情况下从来需要磨合，而磨合恰恰最难。

磨合往往伴随着不适甚至疼痛，这便注定：不那么相爱或感情基础不牢固的情况下，夫妻很容易落入悲剧。

苏雪林与张宝龄婚前连面都未曾见过，这意味着：两人在感情基础这一块几乎为零。实际上，婚后的两人或许曾相互吸引，但若说相爱，多少有些牵强。

相爱，往往是在互相了解、包容的基础上，苏雪林与张宝龄这分属两个世界的人，显然不曾相爱。

不久后，分房睡的两人在隔阂加深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走入了分居，这一分便是几十年。

如苏雪林这般聪慧的女子，她自然不会为了赌气选择分居，她的选择分居实是长时间考虑的结果。她觉得，与其在不合适的婚姻里煎熬，不如分开来得实在。

只是，因为名气的缘故，被“盛名”所累的苏雪林一直未与丈夫办理离婚手续。

一个没有孩子，没有丈夫的女子，在民国时能过成什么样的日子？苏雪林与丈夫分开后开创的生活，刷新了世人的眼界。

张宝龄在与妻子分开后一直与他收养的养子一起生活，他们算是组成了一个表面完整的实际单亲家庭。

而苏雪林则在与丈夫分开后不久的1932年，将寡居的姐姐接到了她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下的居所，两姐妹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小小女儿国”。

平日里，姐姐细心打理苏雪林的生活，苏雪林自己则一心忙于写作。

每日早晚，姐妹两都对坐在窗前，喝着清茶絮叨着家常，这日子倒也不是惬意。这样“姊妹家庭”的生活，前前后后竟长达30年之久。一直到苏雪林姐姐苏淑孟病逝，这个“姊妹家庭”才不得已解散。

相比同时期无数没有男人就无法过活的女子，苏雪林也真真是奇葩一般的存在。

这个没有男人的世界看似美好，但实在有些漫长。苏雪林为了打发这漫长的时光不惜将所有的欲望全转移到了写作上，这期间的她创作频繁，很快在台湾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女作家。

然而，事业的成功似乎并没有排解苏雪林的寂寞。后来的苏雪林竟干了一件让世人瞠目结舌的事：她还在不停创作、教书育人的同时，把“骂鲁迅”变成了事业。

最初，苏雪林的《绿天》出版时，她还自称为鲁迅的“学生”。苏雪林在她送给鲁迅的书里扉页上写到：

"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

苏雪林还在公开场合夸赞鲁迅说：

"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

由此可见，苏雪林对鲁迅的印象定不坏。可转眼，1936年鲁迅死后，苏雪林却开始频繁地写文骂鲁迅，说他"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云云。

更让世人跌破眼镜的是：苏雪林骂鲁迅一骂就是半个世纪，她后来甚至还专门为骂鲁迅出了书。

能持续骂一个人半个世纪，显然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那般简单。苏雪林骂鲁迅背后折射出的，是她对生活的不满。

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行为表现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换言之，苏雪林骂鲁迅的行为背后，也是有原因的。这原因显然不是两人有啥过节，而仅仅是因为：鲁迅刚好在某个点上触碰到了苏雪林，她抓住它作为情绪出口！

而苏雪林的最大情绪，无疑是来自她那失败的婚姻。

有人说，鲁迅之所以能触碰到苏雪林的情绪点，乃是因为：同样是被包办婚姻所困，她苏雪林和鲁迅一样也是未与原配（原夫）离婚，他鲁迅冲破道德底线在外边与许广平同居，而她苏雪林却一直恪守底线未再找过任何男人。

人，多会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产生怨恨，因为他们多少觉得自己不是那样的人，心里却想成为那样的人。

当然，这仅仅是鲁迅可能触碰苏雪林的一个可能猜测。其他诸如苏雪林曾暗恋鲁迅遭拒，和公众场合鲁迅曾薄了苏雪林面子等，也是可能的猜测之一。

鲁迅触碰苏雪林情绪点的原因虽不明确，但她这情绪背后的原因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不幸的婚姻。

这点，从苏雪林突然停止骂鲁迅便可见一斑。

1967年，在骂了鲁迅半个世纪后，苏雪林突然地停止骂鲁迅了，一如她当初突然地开始骂鲁迅。这年，她将自己“反鲁”的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书籍出版时，苏雪林称：

“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苏雪林的“不高兴再理会”显然是因为：她骂不下去了，而她骂不下去的原因只有一个，那便是她的情绪已被梳理完了。

苏雪林的情绪是在张宝龄死后慢慢被梳理清楚的，丈夫死去多年后，张宝龄的侄媳妇将一件小事转述给了苏雪林。

侄媳妇说，张宝龄重病期间，她曾为他织了一件毛线短衫，织到一半她看线不足便准备将他箱子里的一条毛线围巾拆了织。

张宝龄得知后，不顾自己重病慌忙前来阻止道：

“这是你二婶（苏雪林）的东西，我要留作纪念，线不足可到街上去买。”

完了之后看到苏雪林围巾的张宝龄竟萋萋地落下泪来道：

“我过去对你二婶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

这话，竟也成了张宝龄死前最后的话。

纵有千般怨恨，听到这番话的苏雪林，也瞬间放下了所有。这时的她甚至开始反过来觉得是自己负了张宝龄，她说：

“但我这些原因（不肯为了声名离婚），叫张宝龄孤栖一世，不能享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实觉对不住他!””

说这话时的苏雪林与昔日半嘲讽说“在文学和学术界薄有成就，正要感谢这不幸的婚姻”时她，已判若两人。

这样的差别，自然也注定了种种行为的差别。毕竟，人的行为，从来都是从心出发，经由大脑掌控。

晚年的苏雪林虽放下了怨恨，却并未放下对过往的种种懊悔，这懊悔最终成了她的心病。1972年，苏雪林姐姐去世后，无儿无女无丈夫的她哀痛欲绝，她后来悲伤地说：

“生平唯有忧郁，不知快乐是何滋味”。

从这段话便足见，事业成就极大的苏雪林虽表面风光、美好，内里却从来惨淡。苏雪林的悲剧结局是时代的悲剧，却也是她性格的悲剧。

苏雪林的性格里，缺的是“勇敢”二字。倘若最初母亲在她回国逼她结婚时她能勇敢说“不”，那么这一切悲剧便可被避免。倘若她在后来与丈夫分开后勇敢与之离婚再找爱人，他和她后来的悲剧便也不会发生。

苏雪林敢为了学习冲破一切阻碍，却终未有勇气为自己一生的幸福冲破一切。可叹！

然而，话说回来，相比那些死守躯壳婚姻最终一事无成的女子，苏雪林是幸运的。毕竟，再怎样，她也有事业，而最终事业也回报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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